宋云彬先生，跟我以前所待的人教社，有很近的關系。他在1950年10月19日的日記里寫道，“兩月來有數事可記者……（二）出版總署編審局分化為人民出版社及人民教育出版社。余被推為人民教育出版社籌備委員。大約下月即可正式成立矣”。成立人教社前后，宋云彬為葉圣陶所重，為初創元老；而他欲去京南下到杭州主持民盟時，葉圣陶也極為不舍。

　　葉圣陶如此看重宋云彬，跟他是“教育出版社”的中堅有關。一個在新中國建立之初，對教材建設有這么重要作用的人物，不須說，身上肯定是有些個故事的。而這些故事的最佳講述者，在我看來無疑就是宋云彬和他的日記。以往大學者日記多，讀他們的日記，當然是可以了解學術史或者看看幾十、百年前的舊日煙云，不過像宋云彬那樣，讓編課本與尋常生活活色生香地紛呈于一處，且能在天命之年保有赤子般的率性與童真的，也許更能讓我們這些七十年后的年輕人，更能對課本往事有個“歷歷在目”的真切感受。

一

　　1949年年初，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形勢已經非常明朗了。這時候，宋云彬跟當時許多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了。北上的那一天，是1949年2月28日，一塊兒走的有27人，其中柳亞子、陳叔通、馬寅初、俞寰澄、張絅伯等自不必言，文化教育界比較有名的尚有葉圣陶、鄭振鐸、曹禺、傅彬然等人。葉圣陶和他主持過的開明書店，就如同“開明”這兩個字一樣，在當時絕對是進步的。于是圍繞著葉圣陶，形成了一個文化教育領域的大碼頭。因為本身就在出版圈，短不了過從較密的不同作者，不過在葉先生身邊來來往往的朋友里，讓人印象深刻的還得說是編課本的人。透過宋云彬的眼睛，可以看看葉圣陶的“粉絲們”彼此之間的關系與影響，以及他們參與新中國課本建設的情況。

　　1949年3月18日，走了20天的葉圣陶等人，七時從天津上車，“十時許即抵北平東站”。從香港北上的人是27位，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，來迎接他們的，幾乎是對等的人數，“約二十余人均在車站相候”，更不平常的是，來迎候的人里，有“葉市長及李維漢、郭沫若、馬夷初（馬敘倫）、沈衡山等”，由此可見規格之高了。規格之高并未隨接站而結束，19日“晚，葉劍英、齊燕銘、連貫等設宴為余等洗塵”，22日“今日董老（必武）來，至各房間殷勤一番而去”，23日“上午十時許，張聞天來”。在斷斷續續地跟友人往還和學習、開會幾日之后的4月5日，關于教材的事兒開始提上日程了，那天民盟在來今雨軒招待盟員，“適胡繩來，談編審教本事”，而宋云彬則在當天的日記里感慨，“余當……專心致志，為人民政府編纂中學教本，庶幾不背‘為人民服務’之原則也”。其實不管是前面的葉劍英、董必武，還是這里的胡繩，都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即將新生的國家，對于人才的重視，當然，對于葉圣陶等人來說，他們在人才方面的重要性還有另一層，那就是他們是進步的可以編寫課本的特殊人才。

　　葉圣陶等人到北京后，前后參加了很多飯局，其中影響了七十年的對今天教材至關重要的是1949年4月8日的一餐晚飯。宋云彬先生的可愛之處，其中的一個是細膩而敏感。比如對于吃飯，宋先生有時喜歡記錄是在哪里吃的，和誰吃的，更重要的是，有時他要寫上食物的名字，并不忘加上兩句評說。比如那年3月17號在滄州，宋先生寫道，“晨八時與鑄成、蕓生、尊棋至車站附近食白粥、油條，至佳”；22日“中午許昂若來，與之對酌，下酒物僅花生米，昂若則謂此樂不可多得也”；29日“到‘都一處’吃面食，飲白酒四兩”；4月30日“下午六時應芷芬約，吃砂鍋居。砂鍋居為北平著名菜館，專以豬肉做菜，名目繁多，然味殊不佳”。不過這一回飯局，宋先生的記錄卻不太一樣，“晚六時陸定一、周揚、晁哲甫請客，在北京飯店。余準時至，則圣陶、彬然等已先在座矣。陸等請客，為商談如何組織教科書編審機構事，故凡準備參加此機構者皆被邀，除余等外，有胡繩、孟超、孫起孟、葉蠖生、金燦然諸人，而華北政府正副主席及范文瀾等均到。商定機構名稱為‘教科書編審委員會’，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，暫隸華北人民政府。葉圣陶為主任委員，周建人、胡繩副之”。這天的日記就這樣結束了，人們已經無法得知席間上了多少飯菜，每款飯菜的色味如何，不過可以知曉的是，這次來到飯桌的人，組建了一個著名的機構，網羅了核心的人員，從此奠定了新中國教材建設的基礎。而這，可能是甜酸咸辣之外的，更為悠遠醇厚的意義。

　　4月8日這餐飯后恰好一周，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很快在15日召開了第一次會議，出席者有葉圣陶、傅彬然、胡繩、周建人、王子野、孫起孟、葉蠖生、金燦然、孟超；會議決定委員會分國文、史地、自然三組，其中的國文組有葉圣陶（兼）、孫起孟、孟超和宋云彬四人，每周開會一次，宋云彬為召集人。這樣的一個組織架構，即使在今天看來仍舊不失為高規格的典范，其成員既為學科編寫專家，同時又有卓越的組織管理經驗，跟大家崇尚的大學里“教授治?！鳖H有神似之處。在百廢待興的建國初，有了這么精良的一個領導班子當然好，可是事多、雜而難，好的領導班子后面得跟著精干的人才能成事兒。人，特別是人才，七十年前真是珍貴難得。陳叔通（叔老）8月22日曾同宋云彬講，“聯合政府即將成立，而人才殊感缺乏，不僅各民主黨派中少人才，即中共干部，亦刻苦耐勞有余，學問經驗不足也”。而在這么一個特殊的時刻，葉圣陶不可取代的作用就難能可貴了。葉先生的飯局同樣不少，不過他的飯局跟別人不一樣的，是吃完后還能一起來做事兒，一起做正能量、于國于民有意義的大事。1949年6月15日“蔣仲仁自香港來”；7月13日“朱文叔、葉至美自上海來。文叔參加本會工作”；8月29日“丁曉先攜眷來平，將在本會工作，亦住八條胡同”；1950年4月3日“馬祖武今日到職……馬祖武（《初中語文》）第四冊”；1950年9月19日“薰宇來談，明日將遷入署中住，愈之請其暫在編審局看稿”，此后又有多人相繼加入。蔣仲仁、朱文叔、丁曉先、劉薰宇諸人，翻過民國時期老課本的都知道，這些人早年在商務、中華、開明都呆過，可說是一塊兒編寫課本的老朋友?！芭e賢不避親”，葉圣陶的眼光，從當年那些課本上所寫的編纂者的名字，就可見一斑了。

　　這些人當然不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學者，但永遠無法否認，他們在那個時代中國人的知識構建方面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，這是他們的“厲害”之處。其實這不過是厲害的一個方面，更為厲害的是，他們雖不居科研前沿，卻可以招致各領域最頂尖的人才來參與課本編寫。1949年5月6日，“魏建功來”；5月8日，“三時半，夏康農、沈志遠、楚圖南先后來”；5月24日，“魏建功約定明天來，商討高小國語課本”；8月27日，“下午一時半顧頡剛來”；8月30日，“北大教師趙西陸、清華教師王瑤，上午來會，商討‘大一國文’編纂事”；1950年2月8日，“下午二時半魏建功、游國恩、趙世陸、劉禹昌（字建俞）、周祖謨（字燕孫）來，共同商討高中國文編輯事，至五時半方散”；1950年3月20日，“《初中語文》課本課文十五課，復寫后分送羅辛田、魏建功、呂叔湘校閱”；6月10日，“王了一來東總布胡同總署”……這些人中，魏建功、呂叔湘、周祖謨、羅常培、王力幾乎囊括了當時最為頂尖的語言研究學者，顧頡剛為史學，游國恩為古典文學，王瑤屬現當代文學，對于語文這樣的一個學科編纂而言，后來的多少套教材，都很難有這樣強大的顧問團隊了。在對于圖書裝幀遠未像今天這樣重視的時代，人們卻可以在課本上看到“裝幀者”的名字，1951年第三次修訂原版的《初級小學國語課本（春季始業用）》第一冊封底，上寫“裝幀者：古元”。古元是著名畫家，建國后擔任過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、中央美院院長，他是將美術與人民打成一片的最具代表性畫家之一，尤擅版畫，兼長水彩，作品樸素、簡練、自然、清新。邀請藝術水準如此超拔的畫家來專為小學課本做裝幀，這在各方面條件都是當年無法想象和比擬的今天，有了更多思索和感嘆的空間。

二

　　云彬先生博雅多識，從其遺墨來看文人氣質深濃，而如魏晉名士般品藻人物，則在他留下的文字里多有所見。宋先生敏感細膩，所記人物三教九流，有些感受頗能廣人見聞。四九年初入都門，有時晚間看戲。3月19日看京戲，“譚富英演《空城計》，殊平平”；3月26日又看京劇，“梁小鸞演《得意緣》，譚富英演《捉放曹》。梁近被推為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，思想當甚進步，然藝實平平”；4月9日再看京戲，“尚小云演《汾河灣》，跳踉不堪入目”；他還寫了一段掌故，5月15日中午“赴中原公司六樓吃飯館。飯館主為侯喜瑞。侯本平劇名角，今改業飯館，且親自下廚作菜。菜肴甚佳，尤以甜品為最”；6月2日，“偕伯寧赴戲園看平劇，小翠花演《挑簾裁衣》，甚佳”。這年7月份，宋先生看了幾場好戲，集中提到了好幾個人，5日“晚文代會有曲藝晚會，與阿龍同去。侯寶林之相聲，新嵐云之平韻大鼓，王貞祿、胡寶鈞、白鳳岐、白奉霖、于少章之五音聯彈，皆佳。連闊如為北平曲藝界出席文代之代表，然其‘評書’表演殊平平也。冀魯豫民間藝術聯合會說唱組演唱落子、墜子，純粹土音，不易聽懂”；28日到長安大戲院看招待文代會代表的晚會，“李桂云演《蝴蝶杯》，秦腔，高唱入云，閉目聽之，殊覺回腸蕩氣也。李桂云年已四十有六，而表演小兒女態惟妙惟肖，惜配角不佳，滿臉荒傖氣，未免減色耳。周信芳主演《四進士》，飾宋士杰，配角皆一時之選：小翠花飾宋妻，葉盛蘭飾田倫，張春元飾毛朋，袁世海飾顧讀。周為‘海派’袖領，自成一家。如此好戲，今后恐不易看到，特詳記之”。對藝與人的評說，宋先生往往有自己看法，他記了人名卻不為名所囿，比如4月4日赴俞平伯家唱昆劇，“某女士干唱《尋夢》，帶道白，甚好”，連那女士的名兒都沒記住，可他覺著演得好。

　　讀宋云彬品藻人物，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兒，也能看到很多我們聽說未聽說的想法，而其中的一部分以當年親歷者的眼睛看到并以口說到，讀來頗讓人如悵如思。1949年3月25日，“微聞平津解放后，毛澤東戒其黨人，須忘其前功，而努力于建設……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對其黨人而發，若夫一般知識分子，正惟恐其忘卻過去之光榮歷史，而自甘墮落耳”，能洞見毛澤東之明；9月27日下午赴懷仁堂出席政協全體會議，“爭辯數小時，幸周恩來作主席，能控制，居然逐案通過，然散會時已十點多矣”，能明查周恩來之能。如同品評藝人一般，宋先生真純無忌，頗有直率坦誠斷語。9月21日赴懷仁堂出席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，宋慶齡等人先后發言，云彬先生寫到，“講演詞以宋慶齡的最為生辣，毫無八股氣，可惜她不會說國語，用一口道地上海話念出來，就沒有勁了。陳毅的最簡單，也很得體。某某某的油腔滑調，既不莊嚴，又不松動，令人生厭。程潛之講詞文句不通，意思也平常，應考末一名矣”。宋先生當年的感觸鮮活生動，可是并不另類，另一個著名的見證者是葉圣陶，他9月21日那天的日記寫了同樣的事，“以內容言，自以毛氏之言為充實，次之則劉少奇、宋慶齡二人亦有意義”；7月28日，周恩來在全體教代籌備委員茶會上作報告，葉圣陶的感覺是“周君統籌全局，語重心長，深可欽佩”。

　　從宋云彬的日記里讀他品藻人物，一方面是看看歷史煙云下的人情世相，另一方面則是從近乎瑣碎的細節中，尋繹當年編寫新中國課本這樣宏大事件下的具體脈絡。宋先生作為一個在場者，并不只是一個見證，因為品藻人物也并非簡單的事兒。就如同《三國演義》里的青梅煮酒論英雄，“操以手指玄德，后自指，曰：‘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！’”能夠品評英雄的，沒有眼光、胸懷、底氣那是準不了的。宋云彬日記里的話，帶有自然高度。

　　宋云彬尊重葉圣陶，是把他作為老師來擁戴的。工作、生活中的大事小情，一般都要和葉商量，宋云彬的日記里往往也有“圣陶亦贊同”“圣陶亦稱快”“圣陶可謂同志矣”一類的記載。即使是很個人化的東西，宋云彬也往往要和葉圣陶對比，如1949年5月21日“看辯證法四十余頁，圣陶已看六十余頁矣”，其可愛情狀溢出紙箋。另有一個很小的細節不得不提，那就是對于葉先生夫人胡墨林的指稱。除了圣陶夫人、墨林的說法之外，他還多次提到“葉師母”，1949年7月23日“二時半，偕同葉師母、葉至美赴八條胡同看房子”，8月8日“葉師母煮火腿冬瓜湯，甚佳”，1950年5月30日“天雨，而總署之大汽車已壞，開小汽車來，葉師母冒雨坐三輪往”。這種亦師亦友的關系，讓編寫課本工作合作得十分融洽而有質量。五十歲的宋云彬，寫了文章之后還是要請六十歲的葉圣陶看的，1949年4月18日，宋云彬續寫《讀〈聞一多全集〉》，下午寫畢，交葉先生審看，“圣陶詳讀一過，謂文句有小疵，如‘有著特別的意義’，多一‘著’字。并謂近人犯此病者甚多”；6月24日，“上午為《進步青年》寫卷頭言，成一千字，殊不佳，以示圣陶，圣陶亦謂不佳”；轉過年后的1月27日，“趕編《大學國文》古典文之部，殊緊張。選《四庫提要》一則，標點竟有錯誤，為圣陶發覺，學殖荒落，殊可懼也”?？梢韵胂?，“殊可懼也”恐怕不只是對自己學問荒疏的擔心，其背后或許隱含著對老師、對學問多多少少的一些敬畏吧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段時間里，編審課本既是宋云彬等人的工作，同時也是生活，而對于文字的敬畏和率真的性情，則完整地體現在了教科書編審里。范文瀾為歷史學家而且具有很高地位，但對于他所領銜編寫的在解放區使用過的《中國通史簡編》，宋云彬仍持不少異見。1949年5月18日日記寫到，“范文瀾等所編之《中國通史簡編》，經葉蠖生重加刪改，備作高中教本。第一冊刪改完畢，交余審閱。此書觀點尚正確，而文句多別扭。費一日之功，將第一冊閱覽一遍，并加標號。提出意見八項，說明以此書作高中教本，實在勉強之至”。就范文瀾的書，宋云彬下了很多功夫，1949年7月27日，“范文瀾主編之《中國通史簡編》，經葉蠖生重加刪改，權作高中本國史課本，交余作最后之校閱。范著敘述無次序，文字亦‘別扭’，再加刪節，愈不成話。敘述明代與南洋交通情況，所舉沙瑤、文郎馬神、蘇祿諸國，直鈔（抄）《明史》，不注明今為何地，教員講解時必感困難”，他還提了一個“尤可笑者”，即編者將蔣平階《東林始末》中“廟堂之是非，天下必欲反之”里“反之”，“譯為‘反對’，遂成笑柄”，這個錯未必是范文瀾的，所以后面又說“范氏頗讀古書，不至有此誤會，可知此書實未經范氏細心校閱也”。為慎重起見，宋先生還于次日“致范文瀾函，舉《通史簡編》種種錯誤與缺點告之”。

　　宋云彬審范文瀾書，再四提出問題，當然并不是跟他過不去。宋氏于古史精研，指摘之處絕非無中生有。1950年11月3日，陶大鏞送來《新建設》第二期，里面有他熟識的侯外廬論文《魏晉玄學的社會意義——黨性》，他也同樣不客氣地指出，“從題目到文章全部不通，真所謂不知所云。然亦浪得大名，儼然學者，真令人氣破肚皮矣”。當時審讀的來自解放區的課本，若以葉圣陶、宋云彬等人的眼光來看，真正過得去的恐怕不多。1949年8月18日，“看宣傳部所編之《初中中國近代史》下冊稿，不特辭句不通，且凌亂無次序，原欲稍加修改，用作教本，今若此，只得敬謝不敏矣”；而第二天，“審閱新華書店出版之《中等國文》第三冊，選有徐特立文章兩篇，均不知所云，非特文句不通，語意亦不連貫”；1950年2月11日，“審閱新華書店《初中國文》第六冊，謬誤百出，簡直不成東西，非常憤慨”。葉圣陶和宋云彬敏銳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，生氣之余，“圣陶擬訂中學課程標準，其中有一項說明：‘一個詞兒用得合適不合適，一個虛字該補上還是該刪掉，都是內容問題，不是“文字”問題。表達內容既然以語言為工具，惟有語言運用得的當，才能表達得的當?！比~圣陶的話確有道理，以至于宋云彬大加感嘆，“至哉言乎！圣陶殆有為而發歟？”

　　葉、宋等人如此要求自己，同樣也如此要求后來參加的一些新人。1950年2月22日日記，“編課本實大難事，人手少，僅一蔣仲仁可幫忙，余均大小庸才，奈何奈何”；3月13日的日記又表達了同樣的感受，“一組里能真正作編輯工作者，除余外只仲仁、文叔，而文叔兼第四處工作，不能專心修改課文，杜子勁等皆庸才耳，奈何奈何”；他在6月21日甚至向葉圣陶建言，“看田世英地理稿本，文字多‘別扭’。我處宜添聘一文字通順，能專事修改原稿者。以此意告之圣陶，圣陶亦以為然，其奈不易物色何”。這里面說到的杜子勁，在后來還被屢次提及，1950年6月12日日記，“《語文課本》第三冊編輯工作進行極遲緩，杜子勁尤懈怠，殊為可恨”；6月15日日記，“注釋《語文課本》，發見杜子勁修改《撞車》一課，反將原文改壞了，點金成鐵，此之謂也”；7月22日，“《語文課本》第二冊快編完，杜子勁、馬祖武等皆不會注釋，每篇非親自動手修改不可，令人氣悶”。在7月18日那天，宋云彬終至“忍無可忍”，“上午處務會議，余提出杜子勁工作懈怠，請予批評。會散后，杜表示接受批評”。宋先生與杜子勁遠日無冤、近日無仇，他對杜子勁的批評完全源于具體的工作，這背后隱含有傳統知識分子的嚴謹與真誠，但更多的其實是來自課本編寫的責任和壓力。1950年10月第一次修訂的《初級中學語文課本》第一冊的封底里，我們仍然可以看到“杜子勁”三個字，他就署在“宋云彬”下面。

　　過去的課本傳統在課本審讀上是問題，新人的培養和成長在課本審讀上也是問題，除此而外，來自身邊領導或朋友的相互理解當然也是問題。胡愈之與宋云彬老早就是朋友了，1949年時一起到了出版總署，不太一樣的是胡做了署長，而宋云彬卻成了下級，不過這沒有影響他對署長發表不同的看法。1949年8月23日下午，宋云彬和葉圣陶等人到東總布胡同出席座談會，商量出版一個像開明《月報》那樣的綜合性刊物《新華月報》，宋云彬毫不掩飾自己的想法，“愈之長于計畫，短于甄別文章好壞，所約請之編輯人員，大抵皆八股青年，余敢預言，決編不出像樣的刊物來也”。講一個和課本編寫關系不大的刊物時如此，當談到課本編寫時，宋先生就表現得不那么客氣了。1950年2月7日“下午二時赴總署出席局務會議。愈之以編輯中學教本為極簡單容易之事，余反唇相譏，謂編教科書與編《東方雜志》不同，君但知編雜志耳，對于編教科書固不了了也”。5月23日那天，宋云彬接到了總署的會報，里面“愈之謂‘編教科書時間迫促，何以不各人帶回去，晚上在家里繼續工作’”，宋氏對此頗不以為然，“此公愈來愈顢頇，聞其語如見其人也。一笑”。關于加班的事兒，1950年1月31日傅彬然也曾提倡，“彬然謂他所領導之第四處，工作不夠緊張，以視東北各工廠，有增加工作至每日十數小時者，頗感慚愧云云。嗚呼，此果由衷之言邪？編輯工作萬萬不能與體力勞動者比。每日七小時，并所謂學習一小時，誰不感疲憊者！他日彼如再發此種妄言，余必請其躬自一試，以作表率也”。

　　宋先生當然不只是批評別人，除了他一直敬仰的葉圣陶之外，新加入的課本編審者也不乏敬佩的人，其中最有名者為王泗原。宋云彬為學眼界頗高，然而對王泗原卻始終青眼有加。他在1950年5月16日、7月25日、8月9日數次提到王泗原，并在8月9日這天的日記中寫道，“教育部王泗原送還《語文課本》第二冊原稿，校閱極仔細，可佩可佩”。即使是課本編寫之外的事，宋云彬也不吝贊美，11月4日第一處“討論抗美援朝事”，“語文組王泗原發言甚精彩”；宋于1951年1月4日的日記中更寫道，“王君于語文學頗有根柢，余不及也”。不只是宋云彬賞識王泗原，葉圣陶先生也屢次表達過招致之意。1950年5月20日是星期六，王泗原來見葉圣陶，“告以所提對于初中語文課本之意見，甚周至”，王泗原本想到編審局任事，可是教育部先談妥了而未成，葉圣陶“今見其能力頗強，深感失之交臂。然彼此固可經常聯絡也”，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；王泗原于古典文獻特別是楚辭研究頗深，葉圣陶于此也敬佩有加，1950年12月19日日記“燈下，觀王泗原君之《離騷的語文》原稿。此君于形聲義均鉆研至深，所得結論皆確切，甚可佩”。不過葉先生失之交臂的遺憾持續不到一年，很快他與王泗原一起合作共事的契機便出現了——王泗原調入了人教社。

　　宋云彬品評教科書編審人物的最后一次，也是最隆重正式的一次，那是1950年11月30日的事兒了。此前為了編寫教科書，宋云彬得了嚴重的腰痛。這一天，“腰痛已愈十之七八，準時到社辦公。與圣陶商定編審、編輯、助理編輯及練習編輯名單”，給人定個位置，那當然少不得品評講論的功夫。這里的說道，宋先生的日記里沒有提。不過，它一定不是李白說的那種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”。拿他本人來說，一周后的12月7日，“《初中語文》課本第六冊稿今日發排”，課本終于階段性地完成了。而上邊那個名單的確定，既是對編審課本人的功勞總結，也是新的成長基礎和未來空間的定位。

　　1949年2月28日，葉圣陶、宋云彬一行27人北上，只是在啟程的次日，葉圣陶即有感而賦詩曰：“南運經時又北游，最欣同氣與同舟。翻身民眾開新史，立國規模俟共謀。簣土為山寧肯后，涓泉歸海復何求。不賢識小原其分，言志奚須故自羞?！眱商旌?，宋云彬和詩已成，言曰“蒙叟寓言知北游，縱無風雨亦同舟。大軍應作渡江計，國是豈容筑室謀。好向人民勤學習，更將真理細追求。此行合有新收獲，頑鈍如余只自羞?！比~、宋等人，無論是“簣土為山、涓泉歸?！?，還是“真理細追求”，都在此后的課本編審工作里得到了生動、完美的詮釋。1949年10月5日黃洛峰在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第四次大會上說，“截至8月底止，出版了小學教科書7種29冊，中學教科書9種16冊，還在排印的中學教科書11種，其中有一部分現在業已出版”。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編審新中國教科書的開始，在經歷了2年多國營和民營教材暫時共同流通的局面后，1952年5月20日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總署聯合下發《關于1952年秋季中小學教科書的決定》，所附中小學教科用書表中的45種95冊教材均來自人民教育出版社，教科書最終實現了國家統一編審、印行和發售。

　　翻開那些泛黃的幾十年前的老課本，上面“宋云彬、朱文叔、蔣仲仁、胡墨林……”等一個個已經遠去了的名字依然清晰可辨。而打開宋云彬的日記，他們的形象則仍是那么生動鮮活，是他們，讓教材，與新中國一起走來……